今年，在新冠疫情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措施等多种因素作用下，全球能源进一步出现供需失衡，刺激国际原油、天然气、煤炭等化石能源价格持续上涨至历史高位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能源危机。
这场危机背后有何历史背景？它以何种形式影响到不同的国家？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国是否可以长期利用能源布局？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如何自救？与此同时，资源约束型国家仍在漫漫探索转型之路，而不少欧洲国家已走在了能源转型的前列。
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国际部自12月28日起推出“能源启示录”系列年终报道，从多个维度呈现2021年这场能源危机背后，未来的世界能源形势。寒冬来临，人类能找到那根救命稻草吗？
距离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约40公里的工业废弃物填埋场，遍地枯草，三台太阳能光伏设备孤独地架设在一角。
十年来，位于福岛县相马市车站附近的光伏发电系统持续运营。“与其说是发电设施，更像是一个景观，因为它是埃隆·马斯克亲自带来的。”65岁的相马市居民吉村孝对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说道。
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及海啸给相马市的农业、渔业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，人们对核电的安全性丧失信任。当年7月，特斯拉CEO马斯克来到相马市，向当地捐赠了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。据《日本经济新闻》报道，当时马斯克说，期待福岛成为世界领先的“可再生能源一大圣地”。
2011年7月，马斯克向时任相马市长立谷秀清赠送太阳能电池板。吉村孝是相马市民间复兴团体“市民有志会”的一员，回想起十年前马斯克到访的新闻，“我们在灾区很受鼓舞，想着如果安全环保的太阳能完全取代核电，那就太好了。但十年过去了，当地太阳能发电规模没有持续扩大，可再生能源输电网络也未全面铺开。相马市的曲折经历也是日本能源转型的一个缩影。十年前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导致民意反弹，迫使日本能源产业急转弯，大幅降低对核电的依赖。随着2050年“碳中和”目标的设立，日本能源转型面对提速压力。
日本政府今年10月发布的第六版能源基本计划，首次提出“最优先”发展可再生能源，到2030年日本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高到2019年的约2倍——36%至38%。
对于日本这样的资源约束型国家，一直探索如何让化石燃料变得更加清洁，并试图挖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潜力，但现有电力构成中仍有七成依赖化石能源。在亚洲，许多国家遭遇类似困境，能源转型考验中，每一道选择题背后都是得失的博弈。
现实之中“拔核”
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前，日本共有54座核电站，核能发电占比一度达到约三分之一，到2019年该比例降至6%。最新的能源计划提出2030年核电占比目标为20％－22%。
过山车一般的数据变化刻画着日本对核电爱恨交织的纠结。
核事故发生10周年之际，日本广播协会（NHK）2021年3月的民调显示，仅3%受访者支持增加核电。吉村孝对澎湃新闻说，日本十多年前寄希望于核电复兴，现在又打出“可再生能源复兴”的口号，“对于我们而言，保障安全充足的供能是第一位，曾经我们轻信‘核电安全神话’，现在希望三思而后行。”
福岛县知事内堀雅雄今年3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提到可再生能源是打造“福岛创新海岸”构想的支柱性产业之一。他表示，在可再生能源领域，“将力争成为全日本的领头羊”。福岛县2019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121亿千瓦时，占消费量的80.5％，而到2025年这一发电量有望增加两成以上，超过消费量。
核事故成为福岛县能源转型的转折点，也成为日本能源战略辩论的决定性时刻——构建3E+S的能源组合方案：稳定供给（Energy Security）、经济效率（Economic Efficiency）、环境（Environment）、安全性（Safety），在确保安全的大前提下，实现平衡的能源供应。
以日本为首，各国纷纷对核电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修订电力计划。韩国也是核电大国之一，多年来打造核电技术出口大国“品牌”，目睹邻国灾难性安全事故和欧洲国家掀起的“去核电”潮流，2017年6月韩国调转车头，放弃“以核能为中心的能源政策”，积极扶持新再生能源、LNG发电、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产业。
核电急刹车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经济代价，以及寻找煤炭替代能源的困境。
韩国国会立法调查处今年9月提交的报告显示，去核电政策给国家电力生产带来的损失在未来30年将累计超过1000万亿韩元。总统文在寅政府被在野党指责，以牺牲国家财富为代价追求政治利益。
在日本，核电拉锯战更为激烈。“资源匮乏的日本，不能没有核电。”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多次公开呼吁重启核电，以保障该国稳定的电力供应。自民党2012年推翻了民主党的“2030年零核电政策”，将核能重新定位为“基本负荷电源”。
日本电力公司、官僚和政治家形成的利益“铁三角”在能源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，但“反核电”仍是民意主流。软银集团CEO孙正义作为财界反核电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于2011年成立自然能源财团，希望对日本能源政策发挥影响力。
“未来不依赖核电，也可以实现2030年电力的稳定供应。”日本自然能源财团常务理事大野辉之对澎湃新闻表示，日本越来越多的核电站将超过运行许可的期限，而新建核电站的安全措施费用和其他成本增加，推高核电价格，与其他能源相比竞争力不强。
当下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，多国减少对煤电的投入以推行低碳战略，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程度的供电危机。此时核电作为一种低碳能源，成为一张“救急牌”。
韩国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，2020年购买的核电度数创下文在寅政府上台后的最高纪录，几乎与往届政府持平，与去核电政策背道而驰。韩媒分析认为，煤炭发电量减少造成的用电缺口亟需用核电来填补。
“如果将利用核能排除在外，世界将不能实现已经商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。” 欧洲经济委员会今年8月发布的能源技术简报中强调核电的低碳发电优势。
日韩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艰难“拔核”，全球核电发展也处于低潮。
面对能源的安全性和经济性、“脱碳”的压力和效率，各国在能源转型之路上权衡取舍，每一个岔路口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错与对。日韩在核电领域难回头，将目光转移到新赛道期待弯道超车。
“氢”洁化石能源
今夏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，日本网球选手大坂直美手持火炬，点燃了象征“富士山之日”的奥运圣火，熊熊燃烧的火焰以氢作为燃料，且圣火的燃料来自于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制氢工厂——福岛氢能源研究基地。
在东京奥运会上，大坂直美点燃奥运圣火。从运动场馆的接驳巴士到奥运村供热系统，氢能是主要的能源支撑。东京奥运会上的“氢能秀”成为日本政府抢滩氢能布局的强力宣言。日本对氢能的执着可追溯到1973年的那场石油危机，当时一项名为“阳光计划”的绿色能源倡议被广泛研究，从那时起日本就开始投资开发新能源，氢能因制法多样、清洁高效而成为能源新宠。2014年，日本政府发布的第四次《能源基本计划》将氢能定位为核心二次能源，并提出“氢能社会”的构想。
构建氢能制备、储存、运输和利用的全球产业链，这不仅是日本孜孜以求的目标，中国、韩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澳大利亚等十余国都加入了发展氢能的队伍。韩国总统文在寅还于今年10月宣称，将凝聚韩国所有国家力量，争取韩国主导全球氢能经济。
氢能经济竞争的大幕徐徐拉开，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小松洁对澎湃新闻指出，日本目前是加氢站数量最多的国家，在氢能利用上不同于大多数国家，将重点放在氢燃料电池车，日企已抢占先机。不过，“价格昂贵是氢燃料最大劣势之一，只有补贴政策持续下去，才能全面拓展市场。在氢燃料的制备和存储环节也需要更多技术突破，来降低成本。”
使用通过光伏发电、风电以及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，将获得“绿色氢气”，但价格高昂。为兼顾能源转型和经济增长，日本给出了一个妥协式答案。
“日本将支持多样化又务实的能源转型，只要符合国情，所有燃料和技术都能使用。”今年6月，时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的表态在几个月后发布的《第六次能源基本计划》中得到了印证。
计划中写明，2050年以氢、氨发电为主要电源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到2030年化石火力中20%用氨与煤炭混烧，天然气火力中30%导入氢混烧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。
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年11月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（COP26）上发表演讲时重申了上述减碳方案，并希望以日本之力“强力推进全亚洲的零排放化”。
讽刺的是，由于日本没有谈及废除火力发电的方针，由全球环保组织组成的“气候行动网络”小组，向日本等3个国家颁发了“化石奖”，以批评他们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消极态度。
